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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身上的两个“S”
作者:文_魏甫华 图_吴忠平 来源:《书都 · 走读深圳》39期 责任编辑:深小安 2026-06-10 人已围观

丁学良
1983年获首届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优秀论文一等奖;1984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校长奖学金;
1985年获哈佛大学奖学金和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奖;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
2002年获授美国Carleton College伯恩斯坦讲座教席,2012年获授德国Gottingen University讲座教授。
2018年10月起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
1983年获首届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优秀论文一等奖;1984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校长奖学金;
1985年获哈佛大学奖学金和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奖;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
2002年获授美国Carleton College伯恩斯坦讲座教席,2012年获授德国Gottingen University讲座教授。
2018年10月起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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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身上有两个大写“S”:第一个“S”是Style(风格)锐利;第二个“S”是Substance(实质)坚固。丁学良在回忆哈佛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大才子萨默斯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萨默斯第一个“S”Style(风格)锐利,是他太聪明了,从来不搞含糊其辞,与人对话直率锋利,一针见血、见骨,不打官腔不说废话,这个Style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后来因此不得不辞任哈佛大学校长。

丁学良认为,我们可以不喜欢萨默斯的第一个“S”Style(风格),但是不能不看到他的第二个“S”Substance(实质),否则不仅不公平和肤浅,而且是一种猥屑的人才观和历史观。萨默斯在哈佛大学校长任上倡导教育公平和鼓励基础学科研究,是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大作为。
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兼分管国际政策的副行长任上,改变了世界银行原来用货币兑换率来计算世界各国经济总量GDP的老办法,采用了PPP指标(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即“购买力平权”,仅仅改变一个计算方法,中国的块头在世界的形象马上就全变了。萨默斯因此提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大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丁学良认为,这种大观念,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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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S”又何尝不是对丁学良的写照呢?他1984年去美国读书,游学天下,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哈佛获得社会学博士的中国人。博士论文刚成文,就被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1999年,他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做教授,回内地讲学的机会多了,他身上的第一个“S”Style(风格)锐利一面也就逐渐被大家所熟悉。
丁学良是大教授,但不修边幅,时常挽着裤脚,如果不是因为他那睿智的眼睛,很容易被人当成刚入城的乡下人。他跟萨默斯一样,说话直率锋利,一针见血、见骨。2005年,因为国企改革问题,民众和网络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有不少批评,丁学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他直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一时哗然学界。

丁学良的第一个“S”Style有一面却是很可耐(nice)的。就是他对酒的喜爱程度犹如圣徒。他常说,真正的好酒不是最贵的酒,而是买不到的酒,好酒是要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寻找来的。他曾在比利时寻访一种教会酿造的酒,因为大雪差点丢了性命。好酒如此,以至于他在哈佛的同学认为:丁学良做社会科学研究,真是白白浪费了他的才干,他应该做一个“葡萄酒大使”。
丁学良说他的“葡萄酒大使”是自己摸索喝出来的,每一个档次的提升都与他收入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有次聚会,朋友拿了一瓶撕掉标签的葡萄酒让他盲评,他居然可以品出这瓶葡萄酒里有哪几种葡萄,葡萄采摘的年份以及除去汇率后的基本价格,与实际相差无几,当场让朋友膜拜。丁学良是大家聚会时的“选酒大使”,他不仅没有因差事繁琐而恼怒,反而十分自豪。他说:“一个中国人,对于洋酒、葡萄酒的了解,能够达到让那些西方人都认可的程度,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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