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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深圳是一本大书
作者：深圳市书都出版有限公司 来源：《书都·走读深圳》2023年6月刊 总第42期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6-05-18 人已围观
文_姚峥华
图_黄伟钊
▲张冠生
张冠生
文史爱好者，费孝通晚年助手。祖籍江苏，生于河南。少年失读，误了中年。老来补课，还是很难。自知低洼，乐见高原。代表作：《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晴耕雨读》《纸年轮》。
20世纪90年代初，身为某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的张冠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大型研究课题来到深圳华侨城，随身带着一本《史记》。
他没想到，调研课题结束后，自己会留下来，通过书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产生了某种联结。这一联结，延绵30多年，直至今日。
2023年5月，张冠生又一次来到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已入不惑之年，张冠生也已年届古稀。他带着一部书稿来见朋友。
人、书、城，是张冠生与深圳的关系。
在深圳读一本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冠生加入民盟，曾参加民盟中央课题组，跟随费孝通先生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做过多次实地调查。一次调查报告完成后，费老说：我们这些年主要跑中西部，对我国农牧地区略有所知了。以后如有机会，可以到东南沿海看几年，对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地方有所观察，这样对认识整个国情会有对比，有益处。
机缘巧合，此时深圳媒体有人才引进的需要。张冠生参与的课题成果，发表在《深圳商报》头版。他受到邀约，心想，到纸媒机构工作，当记者，既可接触市委、市政府等决策机构，也能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的疾苦和需求。更重要的是，深圳正进入创新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变化，充满活力，新的社会形态显示出无限的可能性。这对费老嘱咐的观察课题，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他欣然留下。
此时，他对深圳并不了解。某些社会现象，让他联想到历史。历史中有理解现实的答案吗？他深感在历史阅读方面的欠缺。温故知新，首先是“温故”，了解历史，才利于推进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手边带的《史记》，虽非刻意为之，却暗藏着某种合理性，也似乎是个暗喻——认识和理解深圳，须带有历史的眼光，形成自觉的历史感。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的阅读气氛远不如今天浓厚。当年街头的邮亭、书店，买不到《读书》杂志，也难以找到订阅渠道。在这种情形中，张冠生开始阅读深圳，自身也像一本打开的书，呼吸新气息，观察新现象，接触新问题，经历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的人生方向埋下了伏笔。
1993年春节后，张冠生奉调离深，到京工作。他体会朋友们对书的渴望，对《读书》的需求。为此，每逢《读书》出版，他会尽早买上几册，寄给深圳的朋友。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有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他成了那里的常客。他还记得，冬日里，进门前，屋里的炉火和水壶为窗玻璃蒙上蒸汽。推开小门，顿觉温暖。
▲
深圳是一本大书
人的自然生命离不开呼吸，文化生命离不开阅读。通过阅读，不断汲取思想营养，慢慢成长。其中日积月累的贮备，需要被唤醒，转化为能量。
此时的张冠生，已是费孝通晚年的助手。某次他准备随费老到扬州做实地调查，出发前与深圳的胡洪侠通话说此事。畅聊中，正主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胡洪侠灵光一闪，问：能不能写写扬州与深圳，谈谈工商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关系？
这是张冠生没有想过的题目，但他有兴趣。不久前，读费老在《读书》杂志发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他曾有所触动。于是他带着胡洪侠出的题目启程，在实地考察中，观察历史现场，留心相关史料，慢慢积累想法，逐渐有了点思路。从当年扬州史实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群体曾经做出过值得铭记的文化贡献，形成特殊的文化存在。而这些文化存在及贡献，应该可以为当下的深圳文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现代启示。
很巧，这次扬州考察，他们下榻的宾馆对面就是一家古籍书店。放下行李，张冠生立即前往书店。住了3天，他去了书店3次，买到了写文章所需的一些史籍。似乎可以动笔了。
似有天意，费老的考察日程中，接下来有山东淄博。这座城市是当年齐国都城，它使张冠生的思路得到拓展，由扬州继续上溯历史文化脉络，看出了当年齐国临淄城和后来扬州的相似之处。
稷下学宫故地，是又一处历史现场。站在当地，悬想当年商贸闹市“联袂成幕，挥汗如雨”的情景，张冠生说，当时真有“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的感受，看出了临淄、扬州、深圳的古今一脉，那种思想触电般的感受是书斋里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
他在当地书店买到了《稷下学宫资料汇编》等史料，带了书回到北京，写就《扬州昨夜深圳今宵》长文，刊发于1996年2月8日《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
图_黄伟钊
▲张冠生
张冠生
文史爱好者，费孝通晚年助手。祖籍江苏，生于河南。少年失读，误了中年。老来补课，还是很难。自知低洼，乐见高原。代表作：《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晴耕雨读》《纸年轮》。
20世纪90年代初，身为某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的张冠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大型研究课题来到深圳华侨城，随身带着一本《史记》。
他没想到，调研课题结束后，自己会留下来，通过书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产生了某种联结。这一联结，延绵30多年，直至今日。
2023年5月，张冠生又一次来到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已入不惑之年，张冠生也已年届古稀。他带着一部书稿来见朋友。
人、书、城，是张冠生与深圳的关系。
在深圳读一本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冠生加入民盟，曾参加民盟中央课题组，跟随费孝通先生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做过多次实地调查。一次调查报告完成后，费老说：我们这些年主要跑中西部，对我国农牧地区略有所知了。以后如有机会，可以到东南沿海看几年，对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地方有所观察，这样对认识整个国情会有对比，有益处。
机缘巧合，此时深圳媒体有人才引进的需要。张冠生参与的课题成果，发表在《深圳商报》头版。他受到邀约，心想，到纸媒机构工作，当记者，既可接触市委、市政府等决策机构，也能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的疾苦和需求。更重要的是，深圳正进入创新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变化，充满活力，新的社会形态显示出无限的可能性。这对费老嘱咐的观察课题，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他欣然留下。
此时，他对深圳并不了解。某些社会现象，让他联想到历史。历史中有理解现实的答案吗？他深感在历史阅读方面的欠缺。温故知新，首先是“温故”，了解历史，才利于推进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手边带的《史记》，虽非刻意为之，却暗藏着某种合理性，也似乎是个暗喻——认识和理解深圳，须带有历史的眼光，形成自觉的历史感。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的阅读气氛远不如今天浓厚。当年街头的邮亭、书店，买不到《读书》杂志，也难以找到订阅渠道。在这种情形中，张冠生开始阅读深圳，自身也像一本打开的书，呼吸新气息，观察新现象，接触新问题，经历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的人生方向埋下了伏笔。
1993年春节后，张冠生奉调离深，到京工作。他体会朋友们对书的渴望，对《读书》的需求。为此，每逢《读书》出版，他会尽早买上几册，寄给深圳的朋友。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有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他成了那里的常客。他还记得，冬日里，进门前，屋里的炉火和水壶为窗玻璃蒙上蒸汽。推开小门，顿觉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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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本大书
人的自然生命离不开呼吸，文化生命离不开阅读。通过阅读，不断汲取思想营养，慢慢成长。其中日积月累的贮备，需要被唤醒，转化为能量。
此时的张冠生，已是费孝通晚年的助手。某次他准备随费老到扬州做实地调查，出发前与深圳的胡洪侠通话说此事。畅聊中，正主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胡洪侠灵光一闪，问：能不能写写扬州与深圳，谈谈工商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关系？
这是张冠生没有想过的题目，但他有兴趣。不久前，读费老在《读书》杂志发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他曾有所触动。于是他带着胡洪侠出的题目启程，在实地考察中，观察历史现场，留心相关史料，慢慢积累想法，逐渐有了点思路。从当年扬州史实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群体曾经做出过值得铭记的文化贡献，形成特殊的文化存在。而这些文化存在及贡献，应该可以为当下的深圳文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现代启示。
很巧，这次扬州考察，他们下榻的宾馆对面就是一家古籍书店。放下行李，张冠生立即前往书店。住了3天，他去了书店3次，买到了写文章所需的一些史籍。似乎可以动笔了。
似有天意，费老的考察日程中，接下来有山东淄博。这座城市是当年齐国都城，它使张冠生的思路得到拓展，由扬州继续上溯历史文化脉络，看出了当年齐国临淄城和后来扬州的相似之处。
稷下学宫故地，是又一处历史现场。站在当地，悬想当年商贸闹市“联袂成幕，挥汗如雨”的情景，张冠生说，当时真有“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的感受，看出了临淄、扬州、深圳的古今一脉，那种思想触电般的感受是书斋里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
他在当地书店买到了《稷下学宫资料汇编》等史料，带了书回到北京，写就《扬州昨夜深圳今宵》长文，刊发于1996年2月8日《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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