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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溪林: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作者:苏泉 来源: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20 人已围观
人物简介:
蒋溪林,男,1964年3月生,汉族,湖南衡阳人,1980年9月就读北大法律系,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罗斯福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国家体改委、中央电视台、人事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2015年任深圳市委委员,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参与了立法、行政、司法多领域改革与创新实践。
“小男孩”金榜题名
1980年初秋,天气还很炎热。湖南衡阳乡下,一个16岁男孩正带着兄弟们为“美好生活”在小河沟抓鱼。那时候,河水清清、水草丰茂、鱼虾密布。一纸通知书从北京悄然飞到这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改变了男孩的人生命运。
这个“小男孩”就是蒋溪林,接到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38年后,谈及金榜题名,他还是满脸的兴奋和喜悦,还能精准地还原当时的场景和细节。他动情地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蒋溪林的父亲建议他稳妥为上,不要碰北京大学。
“溪林,我们公社从民国到现在还没有人考上北大。我们农村娃,能进城读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很好了,不要冒险。”
北京大学一直是“小男孩”神往的地方。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恩师生病住院了,在病床上,恩师伸出干瘦的左手拉着他的手说:“溪林啊,你能不能助我实现一个梦想?我教过的学生中还没有出过北大生。”以往苍劲有力的大手在当时已经变得羸弱,声音也不如从前洪亮。“
我报这个志愿,还有一点报师恩的成分。”他回忆道。
怀揣着师生的共同“梦想”,他趁着父亲午睡,悄悄更改了志愿。“我一直是个‘乖乖仔’,”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冒险,对父亲说‘不’。”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不久,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当时北大最火的专业还是文史哲,而他填报的志愿是经济学、法律学专业。他回忆道:“选择经济、法律专业的确受到那时大气候的感染,经济学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无奈我英语成绩太差无缘经济系。”
北大七年的幸福时光
15岁那年,蒋溪林参加全县高中生作文比赛,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吃上馒头,第一次住上招待所。此前,他的活动圈很少超出公社辖区。有时考得好成绩,父亲会带他出公社到镇上,犒赏他两根香喷喷的油条。
16岁那年北上求学,他第一次坐上火车,跨长江,越黄河,第一次看到华北平原挺拔的白杨树,想起了语文课本里的《白杨礼赞》。他的父亲怕他丢了,一路送他到北大。父亲带他看了故宫和颐和园,说这是北京最好的景点,叮嘱他以后不要再出去玩了,要好好读书,不然会跟不上班,因为班上的学习尖子太多了。
1980年的北大,建筑面积只有40万平方米,没有高耸的大楼,但大师云集。蒋溪林记得那时经过燕南园时,经常能见到国宝级大师。朱光潜先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一把绿色的椅子上晒太阳,他不止一次向朱老先生请教,朱老诲人不倦。
当时的班上各种状元不少,能人高人很多。蒋溪林入校时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到100斤。当他见到身高超180厘米的女同学时,不禁惊呼:女孩子能长这么高?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普通话不过关,中学老师的课全部用湘方言教的。当时他看电影能听懂八成,听课只能听懂六成,上完课他还要借同学的笔记本再“核对”。“父母知晓我的难处后,挑了一担稻谷卖了,寄来20元钱,我用19.8元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电器——红灯牌收音机。有了收音机,我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就进步快多了。”回忆起往事,他点滴都记得很清楚。
他的第一学年是在自卑、恐惧、忐忑不安中艰难度过的。第二学年,张国华教授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法律课程中离传统国学最近的一门学科,张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治学严谨、功力深厚。他完全折服于张老师的学术风采,对这门课也格外用心,课外遵师嘱认真阅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有一次张老师要求每个班派一名代表上台讲学《论语》的体会,他代表二班发言。张国华老师觉得他讲得不错,就推荐给了班主任郑兆兰老师。郑老师很给力,就“提拔”他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张国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郑兆兰老师是我的贵人。”蒋溪林回忆道,“我一直很感激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拾自信,在强手如林的北大找到了感觉。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担任学习委员,初中、高中、本科、硕士研究生各个学习阶段都担任过,乃至参加工作后参加各种学习班、专题研修班,还常常担任,可算是与学习委员有不解之缘。”
20世纪80年代初,是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发展最繁荣的时候。北大法律系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标杆,是“立标准”的。北大领先全国开设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经济法专业的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法理学有陈守一教授、沈宗灵教授、张宏生教授、刘升平教授,法律史学有张国华教授,国际法学有王铁崖教授、赵理海教授,宪法学有龚祥瑞教授、肖蔚云教授、罗豪才教授,刑法有杨春洗教授、甘雨霈教授,民商法有芮沐教授、魏振瀛教授,环境法有金瑞林教授。在北大的七年学习中,蒋溪林很感恩北大带给他高品质的法学教育和学术环境。
回忆北大求学岁月,他说道:“我觉得我学会了学习,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学会学习方法更重要。”他学习很刻苦,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高考英语只考了9分,纯属在40分选择题中连蒙带猜,而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考了90多分。当时资讯不发达,想找一张英文报纸、一份英文杂志都费劲,也买不起录音机。他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的英语结业考试他考了90多分。北大的讲座是一座金矿,他课余时间还听了很多大师讲座,累积下来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提升了格局。他还很爱读书,经常趁着周末,在学三食堂买几个六分钱一个的面包,接一瓶开水,就跑到附近僻静的公园去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现在回想起来,大学二年级课外看的50本书让我一直受益。”
在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武术社,跟李子鸣大师的嫡传弟子练八卦掌。习武既锤炼了他的意志,也提升了身体素质。后来大学生体育达标测试,他每项得分均是100分,其中引体向上一口气还做了35个。大学期间农村娃蒋溪林还听从周培源校长的教诲恶补了艺术鉴赏,培养了对音乐和美术的兴趣,也学会了下围棋、中国象棋和踢足球。他还参加过一次征文竞赛,主题是“壮哉中华”。蒋溪林写的《中华的复兴与改革》获得第11名。虽未进入十佳,但也获得了10元奖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大奖”。1983年,他写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上了《中国青年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书写的文字变成“铅字”。
蒋溪林的父亲给他算了一笔账,本科四年总共花了763元。体谅到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他上学的时候在食堂里勤工俭学,帮食堂打菜打饭,一次三毛钱。用这笔钱,他给母亲买了一副皮手套,还买了第一本《新英汉词典》。
谈到当年北大食堂的饭菜,他满是欢喜:“那个时候北大卖得最快的就是红烧带鱼和排骨,还有水饺。北大的油焖茄子,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可以不用排队就可以吃到想吃的,外加一顿饱饭。”
说实话,在同学面前卖饭在当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当时内心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说服他的是四个字:劳动光荣。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烹饪有强烈的兴趣。
研究生阶段,每月学校发54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北大25楼附近开了一家“桂林马肉米粉”,味道很正,他不时光顾打牙祭。第一次吃涮羊肉是1985年冬天,他一口气干掉2斤,餐资来源于哥几个的武警法律函授课程的判卷费。
“北大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北大培树了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做事方面,北大培养了我的科学态度、专业精神以及创新意识;在做人方面,我学会了与人为善、厚道处世、团队合作、换位思考及永不放弃。”回忆起七年的北大生活,他感慨道。
蒋溪林,男,1964年3月生,汉族,湖南衡阳人,1980年9月就读北大法律系,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罗斯福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国家体改委、中央电视台、人事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2015年任深圳市委委员,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参与了立法、行政、司法多领域改革与创新实践。
“小男孩”金榜题名
1980年初秋,天气还很炎热。湖南衡阳乡下,一个16岁男孩正带着兄弟们为“美好生活”在小河沟抓鱼。那时候,河水清清、水草丰茂、鱼虾密布。一纸通知书从北京悄然飞到这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改变了男孩的人生命运。
这个“小男孩”就是蒋溪林,接到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38年后,谈及金榜题名,他还是满脸的兴奋和喜悦,还能精准地还原当时的场景和细节。他动情地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蒋溪林的父亲建议他稳妥为上,不要碰北京大学。
“溪林,我们公社从民国到现在还没有人考上北大。我们农村娃,能进城读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很好了,不要冒险。”
北京大学一直是“小男孩”神往的地方。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恩师生病住院了,在病床上,恩师伸出干瘦的左手拉着他的手说:“溪林啊,你能不能助我实现一个梦想?我教过的学生中还没有出过北大生。”以往苍劲有力的大手在当时已经变得羸弱,声音也不如从前洪亮。“
我报这个志愿,还有一点报师恩的成分。”他回忆道。
▲1986年秋在未名湖畔
怀揣着师生的共同“梦想”,他趁着父亲午睡,悄悄更改了志愿。“我一直是个‘乖乖仔’,”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冒险,对父亲说‘不’。”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不久,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当时北大最火的专业还是文史哲,而他填报的志愿是经济学、法律学专业。他回忆道:“选择经济、法律专业的确受到那时大气候的感染,经济学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无奈我英语成绩太差无缘经济系。”
北大七年的幸福时光
15岁那年,蒋溪林参加全县高中生作文比赛,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吃上馒头,第一次住上招待所。此前,他的活动圈很少超出公社辖区。有时考得好成绩,父亲会带他出公社到镇上,犒赏他两根香喷喷的油条。
16岁那年北上求学,他第一次坐上火车,跨长江,越黄河,第一次看到华北平原挺拔的白杨树,想起了语文课本里的《白杨礼赞》。他的父亲怕他丢了,一路送他到北大。父亲带他看了故宫和颐和园,说这是北京最好的景点,叮嘱他以后不要再出去玩了,要好好读书,不然会跟不上班,因为班上的学习尖子太多了。
▲求学时期的蒋溪林
1980年的北大,建筑面积只有40万平方米,没有高耸的大楼,但大师云集。蒋溪林记得那时经过燕南园时,经常能见到国宝级大师。朱光潜先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一把绿色的椅子上晒太阳,他不止一次向朱老先生请教,朱老诲人不倦。
当时的班上各种状元不少,能人高人很多。蒋溪林入校时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到100斤。当他见到身高超180厘米的女同学时,不禁惊呼:女孩子能长这么高?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普通话不过关,中学老师的课全部用湘方言教的。当时他看电影能听懂八成,听课只能听懂六成,上完课他还要借同学的笔记本再“核对”。“父母知晓我的难处后,挑了一担稻谷卖了,寄来20元钱,我用19.8元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电器——红灯牌收音机。有了收音机,我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就进步快多了。”回忆起往事,他点滴都记得很清楚。
他的第一学年是在自卑、恐惧、忐忑不安中艰难度过的。第二学年,张国华教授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法律课程中离传统国学最近的一门学科,张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治学严谨、功力深厚。他完全折服于张老师的学术风采,对这门课也格外用心,课外遵师嘱认真阅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有一次张老师要求每个班派一名代表上台讲学《论语》的体会,他代表二班发言。张国华老师觉得他讲得不错,就推荐给了班主任郑兆兰老师。郑老师很给力,就“提拔”他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
“张国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郑兆兰老师是我的贵人。”蒋溪林回忆道,“我一直很感激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拾自信,在强手如林的北大找到了感觉。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担任学习委员,初中、高中、本科、硕士研究生各个学习阶段都担任过,乃至参加工作后参加各种学习班、专题研修班,还常常担任,可算是与学习委员有不解之缘。”
20世纪80年代初,是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发展最繁荣的时候。北大法律系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标杆,是“立标准”的。北大领先全国开设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经济法专业的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法理学有陈守一教授、沈宗灵教授、张宏生教授、刘升平教授,法律史学有张国华教授,国际法学有王铁崖教授、赵理海教授,宪法学有龚祥瑞教授、肖蔚云教授、罗豪才教授,刑法有杨春洗教授、甘雨霈教授,民商法有芮沐教授、魏振瀛教授,环境法有金瑞林教授。在北大的七年学习中,蒋溪林很感恩北大带给他高品质的法学教育和学术环境。
回忆北大求学岁月,他说道:“我觉得我学会了学习,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学会学习方法更重要。”他学习很刻苦,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英语,高考英语只考了9分,纯属在40分选择题中连蒙带猜,而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考了90多分。当时资讯不发达,想找一张英文报纸、一份英文杂志都费劲,也买不起录音机。他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的英语结业考试他考了90多分。北大的讲座是一座金矿,他课余时间还听了很多大师讲座,累积下来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提升了格局。他还很爱读书,经常趁着周末,在学三食堂买几个六分钱一个的面包,接一瓶开水,就跑到附近僻静的公园去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现在回想起来,大学二年级课外看的50本书让我一直受益。”
在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武术社,跟李子鸣大师的嫡传弟子练八卦掌。习武既锤炼了他的意志,也提升了身体素质。后来大学生体育达标测试,他每项得分均是100分,其中引体向上一口气还做了35个。大学期间农村娃蒋溪林还听从周培源校长的教诲恶补了艺术鉴赏,培养了对音乐和美术的兴趣,也学会了下围棋、中国象棋和踢足球。他还参加过一次征文竞赛,主题是“壮哉中华”。蒋溪林写的《中华的复兴与改革》获得第11名。虽未进入十佳,但也获得了10元奖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大奖”。1983年,他写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上了《中国青年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书写的文字变成“铅字”。
蒋溪林的父亲给他算了一笔账,本科四年总共花了763元。体谅到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他上学的时候在食堂里勤工俭学,帮食堂打菜打饭,一次三毛钱。用这笔钱,他给母亲买了一副皮手套,还买了第一本《新英汉词典》。
▲1987年北大读研时春游妙峰山
谈到当年北大食堂的饭菜,他满是欢喜:“那个时候北大卖得最快的就是红烧带鱼和排骨,还有水饺。北大的油焖茄子,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可以不用排队就可以吃到想吃的,外加一顿饱饭。”
说实话,在同学面前卖饭在当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当时内心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说服他的是四个字:劳动光荣。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烹饪有强烈的兴趣。
研究生阶段,每月学校发54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北大25楼附近开了一家“桂林马肉米粉”,味道很正,他不时光顾打牙祭。第一次吃涮羊肉是1985年冬天,他一口气干掉2斤,餐资来源于哥几个的武警法律函授课程的判卷费。
“北大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北大培树了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做事方面,北大培养了我的科学态度、专业精神以及创新意识;在做人方面,我学会了与人为善、厚道处世、团队合作、换位思考及永不放弃。”回忆起七年的北大生活,他感慨道。
▲1988年在央视研究节目(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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